各位会友，今天是我们人文友会第十二次的聚会，我们现在已引出了好多观念，牵连的问题也越来越多。例如上次的记录第二段内所牵连的问题就很多。以后须慢慢的说出来。中国的儒家讲内圣外王，但始终在外王方面总是不够。又自墨子以至胡适之先生均在讲事功，但结果事功出不来。这究竟是什么缘故，必须彻底反省一下。墨子当初讲事功、反礼文，但他的学问早已完了，还不如儒家讲礼文的耐久。这些问题本来不大好讲，但是我们现在又不可不弄个明白。好在我们这里不像上课，不求近功，只要有所薰习、有所引发。要想彻底了解，必须多学习多阅历，这是疏通致远的工作。现在大家要在这里将精神凝聚一下，发一个大愿望（这一时代是个整个的垮），在理智方面挥扩一下（即在思想上开扩一下）。但不是如近人学西方哲学那样专作理智的游戏，而是要在道德实践上，文化理想上能引起思考的兴趣。旧年年底唐君毅先生来信，对我们这里友会的讲法，很推崇、很赞许，认为已可稳得住，已可纳入一条轨道。但他从我们讨论的问题内容方面，又知道大家对问题并未能深刻的接触到，即对于问题里艰难的意思不够；即未真能通过其艰难而透出来。我现在在这里把唐先生的意思转告大家，希望大家注意一下。大家须知道在这里听讲，只是作为薰习，并不要马上对这些问题都能透彻，即是提出问题也不容易。虽是讲哲学的人并不见得都对问题真了解。或者具有理想。我现在的讲法，已撇开哲学的窠臼。为了接引各方面的人，使大家均有一个理想，我想来想去，认为只有从文化意识进去，才能引起客观意识，有普遍性、客观性。我国从孔子起，即是文化意识强。「文王既殁，文不在兹乎？」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」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！」这些话都表示其对时代的担当。孟子的文化意识也是一样强烈。宋明理学即是从文化意识中提炼出来的原则。北宋初期的儒者即是从强烈的文化意识开始。孙泰山、石徂徕、胡安定三人讲《春秋》，重夷夏之辨，转而辟佛老，具民族意识、重文化意识（如韩愈一样）。后来周濂溪和二程（程明道、程伊川）即从这大括弧收缩进来向核心讲，于是从心性方面辨儒佛。及至朱子，中间相距已近百年，因为收缩得久了，所以最初的文化意识已渐渐浑忘。例如朱子注「文王既殁，文不在兹乎？」一段云：言文不言道，是夫子之谦辞。在朱子的意识里，道比文更精微更高远，所以认孔子只说文不说道是谦辞。这显然不妥。须知文是综合的，比道还难。道是形而上的真实（「形而上者谓之道」），从文向里收提炼出来的。而文则是道与器之综合。故孔子说「文不在兹」，实在表示其历史文化的意识与担负。朱子顺二程向里收，浸润于形而上的道之思维久了，遂认文为粗末。向里收而至于精微，当然是必要的一步发展，但不要忘了文化意识。理智的思考久了，易使文化意识淡。近时读哲学的很表现这个流弊。所以目前这个时代讲真学问，并不一定要念哲学。念哲学的只是干枯的理智，并不一定就有文化意识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爱因斯坦曾说：「亚历山大可以不知，牛顿的三大定律不可不知。」这就是说他的文化意识很淡薄，只注重了科学。我们现在要以「时代使命」和「文化意识」二者来确定先立其大。孟子说：「士尚志。」又说：「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弗能夺也。」陆象山亦讲「先立其大」。朱子当年请陆象山在庐山白鹿洞书院讲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」（即义利之辨），听讲的人很多痛哭流涕。这彻头彻尾是个道德的意识。但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单以道德的意识来表现已经不够。（陆象山时已不太够。）所以现在先从「时代使命」和「文化意识」二者，立志、立其大，把生命开开。然后即可有陆象山所谓「六经注我」的气象。陆象山当时是平地拔起，四无傍依。在现在看起来不免孤。所以现在若完全依照他那个方式进行，很少能接得上、当得起。所以依托在时代使命与文化意识上才不孤。这便是我们今日讲尚志，立其大的切实入路。
这个时代是古今来一大变，不可白白的过去。当年宋明理学家对付佛老，还是那样强烈，我们现在对付共产党比起辟佛老来关系要大得多了！这是个天翻地覆的时代，一切标准都没有了。这个时代讲人文很难，但亦正其时也。从大处说，十九、二十世纪以来，从中国说，三、四十年来，为什么成功反人文的现象？这后面实有一种趣味上的根据。不过此种趣味是相当高的。这个时代，大家只对自然有兴趣，对人文则不感兴趣。自然与人文是对立的。凡研究或欣赏自然，其后面的精神都是「量」的，讲人文则是「质」的。质的，保住价值；量的，则泯灭价值。（或是否定的泯灭，或是超化的泯灭。）大家最初是质的，以后向量的方面发展，是一解放；现在再回头来走向质的方面，是再解放。文化上是有两条流：一是质的；一是量的。二者总是翻来覆去。我们以后希望步步把它讲明。今天因为唐先生的话，所以讲这点意思。使大家对「时代使命」和「文化意识」的重要，更多一番认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