㈠各位会友，今天是人文友会第七次聚会，今天又有好几位是新来参加的，我希望新来参加的人，以后每次都要来，不要间断，听听总有好处，这里和课堂听课不同，不一定要从头开始，它每次都有相当自足性，多听几次，自然有所了解。平日大家上课，于系统知识上，必求有所得。这里很可以无所得。但如在生活上，大家谈谈，把心思凝聚一下，亦是一种收获，较之课堂上的所得更大，亦很不同。在这里，可培养另一种性情，另一种襟怀，肯定另一种道理，而在课堂上是得不到的。本会用心是在这一方面多一点，了解一种道理，必须靠着一种气氛薰习，时间既久，收效至大。这是特别对新来会友说的一点意思。
㈡我们第五次讲的是理智与意志的对立，第六次又讲生命与理性的对立，以补其不足，在西方哲学里，视讲生命的哲学不是正宗的，亦不是真正的学问。这是因为他们把生命与理性对立，不能在这里开辟出真实的学问，但是中国学问却正在这里着眼，开出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」的大学问。这点近时的知识分子全忘记了。尤其读哲学的人，完全顺西方与生命对立的理性一面走，对于生命完全轻忽。因此不得不流于形式主义、技术主义。哲学上是如此，文学上亦然。大家对于西方的文学作品，诗、小说、戏剧，都读了好多。意识上对于文学的观念，完全是西方文学中的那些观念。中国文学亦有它的一套观念（基本范畴），所谓「温柔敦厚，诗教也」，这种中国式的理想主义、人文主义、古典主义的文学观，近时知识分子也完全接不上。中国文学中的生命，是不与理性为对立的，这是跟中国儒家学问下来的。历史方面，西方人对于历史亦有它的一套基本概念。他们的历史由神话开始，以英雄传记为主，近代治史，则有所谓科学方面，全流于外在史事之铺述。这也影响了中国人。中国对于历史，则由史官说起，史官纪事是很严正的，所谓董狐之笔、春秋之笔。下届太史公，有所谓「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」这套概念，近人也接不上。近人治史，完全停在科学方法所成的考据上，与生命脱了节。这完全不是中国以前讲史的态度。大家试看，近数十年来，中国人对学问的态度，在哲学、文学、史学上所表现的，完全是向西方的「学问模型」看齐，对于中国的「学问模型」是处于否定的地位。我们这个聚会主要用心就是想在这里点醒大家，想开出学问的新途径，克服这个对立，再来一次否定，就是所谓「否定之否定」。这个受苦的时代，实在是使吾人已届超转的时代。根本关键是对于生命的正视，由此悟入中国圣哲所开出的真实学问。哲学应当在这种学问的认识上重新调整，文学也应当基于这种学问的认识重新培养其灵魂，历史也应当基于这种学问的认识重新转换提高其心灵。以前朱子为什么说「先读经后读史」，只有在这种学问的认识上才可明白。我们这许多年来讲话，主要线索是告诉大家先认识西方的这种概念，而后再翻出来认识中国学问是什么，西方所谓的学问，只是外在的知识，与生命无关。中国所讲的学问，以前的人所谓的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」，现在的人都不当做学问，把过去的都忘记了，既已忘记了这些，则看文学哲学历史，都和过去不同是当然的。我上次后段所讲的讲词里特别提出这点来要大家注意。大家须知中国所讲的学问，即明明德的学问，是生命的学问。生命终究是真实的（心灵、生命、物质这三概念都是真实的，是最基本的存在，必须承认，必须肯定），是基本的存在。如不了解生命，只知外在的事实（材料），并不是真了解历史，要了解历史的真实性（reality），非通到生命不可。如以生命非学问对象，则对于由生命来的历史文化如何可以了解？所以我说对生命与理性的积极认识，是学问上顶重要的关键。这一点转过来，则我国文化生命，将有无限之发展。这样才能「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」。
我上面的话不是无根的。只要大家目光一落实，即可对照出来，兹以学哲学的为例：金岳霖先生是读西方哲学很有成就的人。但他的造诣只是停在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以及近时实在论的立场。对于西方学术的大传统并接不上。本来在平时念哲学的人，只容易接受逻辑数学的一套概念，只是理智的，最不喜欢讲生命、文化。根本就没有文化意识。今天在台湾，如你不造反，也没有那个管你，这便是所谓自由中国。但在今天大陆上共产党那里，如果还是这样，那就不行。你不管他，他却管你。知识分子一见共产党的一套理论，看看也言之成理，于是由这一套理智的理论，转成那一套理智的理论，也就可能了，这要是没有根底，是抵不住这种压力的。如一动摇，那就坏了！金岳霖先生的自白书，我看过了以后，使我发生无限感慨，所以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，论科学以上的学问。共产党看清了时代的风气是虚无主义，没有着落，他却不允许虚无主义，一定要你有肯定，有着落（当然它最后是个大虚无主义）。金先生平常只是作逻辑思考，他所注意的是逻辑的形式，只重「如何」（how），不重实际的肯定。把一切看做是形式上的问题，当技术问题来处理，所肯定的只是这个形式；至于实际则不管，即不加肯定。例如「吃砒霜可以致死」，只问「吃」与「致」之间的关系，死不死，那是另一问题，则不管。《庄子•秋水》篇谓「以道观之，物无贵贱」。这其中亦含有一种「假然」的逻辑关系，但是透过这关系而看那真实性的「道」，却不在其考虑之列。凡讲逻辑的，总是只讲逻辑的「形式」，并不问「道」。中国过去的人却要问「道」。金先生说他与唯心论斗争了几十年，这并不因为有没有「心」，乃是因为唯心论在逻辑上说不通。他的兴趣只在逻辑上之通不通，不在直接去正视那实际世界中的「心」。所以他觉得抗战这种事，在他的意识里、生命里，并不起什么作用，看不出什么道理来，跟着到后方去，不过是随大家走。试想一位哲学家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为了生死存亡，抵抗日本的侵略，竟看不出道理来，看不出理由来，这是什么缘故？若照他的说法，试问还有什么理由去打日本，去杀汉奸？他自白书的这些话，共产党并不能叫他这样写，也不会了解这些，他是真正的反省到形式主义、技术主义的本性。因为抗战的道理及其价值上的真实性，并不函在他的形式主义与技术主义里。我看到他这层意思，真是触目惊心，感慨不已！我觉得这是当前的一个极大的问题！这个问题，就是透过形式接触真实的问题，也就是生命的问题。金先生当然也肯定「真实」，但是他的真实只是肯定现象，科学的自然对象；并不是意义、价值、生命这种真实。他在这里完全无所感。知识分子，高等知识分子，竟到了这个地步！如果人心未泯，安能无动于衷？知识分子在此必有一转，如有忧患之感、切肤之痛，可以一转而归于中国的学问路上来，则是中国的大幸福。如一转而堕落到共产党的路上去，那就是中国的大悲哀，也是全世界人类的悲哀。我过去的一篇文章，即在说明我的这种意思，希望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觉悟。可是在台的知识分子，仍未了解这层意思，仍旧被陷在金先生的那一套形式主义、技术主义、虚无主义的圈子里迷而不悟。我并不是无礼责备前辈，实在是看到这是时代的一个大毛病！现在我们要肯定的是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」。我们要对抗日战争有肯定，要知道它的道理，我们在外在的逻辑、数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方面，通通找不出它的道理来，只有在生命的学问里才能看出这里有一个真理！绝不是情感的冲动。这是根本问题、是立场、是态度。这是永恒的、绝对的。因此，在西方要有耶稣，在中国要有孔子。即是要有肯定、有立场、有态度。即是所谓天变地变道不变。现在的哲学家却于此茫然，连中日之战这种大事都无法肯定，试问哲学家还有什么意思？还有什么道理？这个时代可以使我们了解好多道理，所以说这是大时代。我们须知抗战是情感、是生命，也是理性。但这里的情感，并不是寡头的情感。我从这里逼出道理来，使你了解中国学问，从中国学问里转上去。
讨 论：
㈠吴自甦问：从「事法界」进至「理法界」作何解释？
先生曰：
现在的人讲学问，只从科学的态度讲，只论「事」（event），没有「理」（reason），没有「体」（substance），没有「力」（force）。过去古典的物理学者，都讲这三者（理、体、力），自从爱因斯坦以后，则成为三无（无理、无体、无力），现在讲「国家」的，认为国家也不过是一个社团，并无综合理性上的根据，总要把它往下拖，拖成事务上的关系而已。今之讲「自由」，只下定义，认为自由是 liberties（多数的），只成为外在的，不讲 freedom，认为 freedom 是抽象的。其实 freedom 是从人格上讲，道德意义上讲的。讲自由，不从人格上讲，而只从外在的权利上说，其自由只成了享受上的自由。这即是科学态度的结果。科学虽可贵，但在这里这种科学态度却成为可厌恶的。契尔克卡德（Kierkegaard）说：「数千年来，人们皆实践了爱，诗人歌唱了爱，只是十九世纪的教授，则想为爱下定义，以便配合到他那严密的逻辑系统里。」这是说将「爱」变成外在的、客观的，即将爱推出去了。这是只有「事」，没有「理、体、力」，所以说要从「事法界」进到「理法界」。意即讲学问不能只从外在的「事」上讲，要进到内在的「理」上讲。
又问：何谓以理生气？
先生曰：
所谓以理生气，是指中国所讲的良知之理，「天命之谓性」之理，才能生气。逻辑数学之理，并不能生气。
㈡陈问梅问：思想、观念是否为环境决定？
先生曰：
马克思说，「存在决定意识」，这在认识关系上是可以说的，但「意识决定存在」，是从实践上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