㈠今天是第六次聚会，上次所讲的西方文化是经过感觉与思想的对立，顺着逻辑定义之路前进的智的系统。他们把「智」与「意」总看成对立，始终讲不好。大家如有问题，可提出来讨论，没有问题，我再继续讲一点意思补充上次的不足。
㈡西方文化里，不但把「智」与「意」看成对立，而且把「生命」与「理性」也看成对立。（生命 – life，理性 – reason）。他们认为生命是非理性的概念，所谓理想、正义、公道、是非，都属理性方面。生命里则没有什么理想、正义、公道与是非。二者是对立的，希腊时期的哲学家讲理性的，就完全把理性看做与生命对立，同时，注意生命的就想冲破理性。生命有从形上方面讲，有从形下方面讲。从形上方面讲，喜欢讲变，冲破一切的变，冲破矛盾的变。海拉克里图士这位哭泣的哲学家即其代表。这是注意生命一面的一个象征。同时重理性的，则讲不变。此或为巴门里第士的形态，或为柏拉图形态，然皆轻忽了生命的真实性。柏拉图的理型是纯智的，他讲的灵魂亦是纯智的，但生命不这样干净，这是一个对立。至于从形下方面讲生命的，在希腊哲学里，从感觉经验说明知识是其一变形。普洛塔哥拉士（辩士）说知觉即知识，人为万物的尺度，就完全是零碎经验的主观主义、虚无主义。而柏拉图则在知识上就重视理性。此虽是说知识，然亦是生命与理性对立的一个形态。如生命只是生命，看不出它的意义来，理性便只是外在的理性，理智的理性。如是，这些对立是免不了的。至圣多玛讲神学，亦以外在的理性讲。但是耶稣成宗教，则是代表生命的，但是这个生命，神学家不能了解。以外在理性建立的神学，是不能接契生命的。这是以外在的理性束缚生命。二者仍是对立，并不能得到调和。西方对生命了解不够，对理性亦了解不够，对耶稣、马丁路德所表现之生命了解不够，对康德所讲之理性亦了解不够。其理性乃是逻辑的数学的理性。由于这个缘故，所以在十八世纪出现了启蒙运动中的「开明理智主义」。后来又转为「浅薄的理智主义」。把一切平铺，看成没有价值，没有等差，平庸凡俗，窒死一切，于是生命的反动，即「浪漫的理性主义」，而又鄙弃了理性。理性是外在的，则生命即是原始的冲动与混沌。这是生命与理性都是偏的，都没有讲好的结果。凡是生命力强的人，如尼采，即不受理智主义的理性所束缚，因为此种理性与生命根本无关。近代有康德与黑格尔之理性，即有叔本华之盲目的意志（blind will）。这也是代表生命的。接着下来就是尼采。十九、二十世纪生物学很有进步。如达尔文等，同时即有柏格森讲创化论。从生物学的生命上讲哲学。其实仍是把生命与理性讲成对立。文学家讲生命是当行。但他们只是歌颂赞叹生命，并不能当学问讲，他们心目中的生命就是哲学上与理性对立的生命，哲学上与理性对立的生命，究竟也没有成为真实学问的对象。所以在哲学里，注意生命的哲学家不是正宗，他们常被认为反派或野狐禅。他们所讲的道理不能算是正统的，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学问。亦犹文学家歌颂生命不能算是学问。这其中的意味与对立，近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了解，他们接上了西方的这一面。三、四十年来，稍微能接近一点西方哲学的，得了一点意味的，便很不喜欢讲生命、价值、意志这类的概念。他们以为这都是情感的、冲动的，不是学问的对象，他们心目中的理性和西方传统所表现的一样，是外在的理智的理性，他们心目中的生命，也是与西方传统所表现的一样，是原始的冲动与混沌。生命成了无理以润之的东西。它或者只是诗人文人口中的生命，或者只是一片荒芜，不是学问贯注到的地方。
近时中国人忘掉自己的文化传统，完全不知我们的前圣往贤，都是在生命上讲学问，他们是首先把握生命。但是他们的把握，一方固不是诗人文人口中的赞叹，一方也不是西方人所表现的生命只是生命，与理性为对立。他们首先把握生命，同时也首先把握理性。但是他们的理性，一方固不是外在的纯智的理性，一方也不是与生命为对立。这种用心，与这里面的观念，近时知识分子大概全无所知，全忘记了。所以我们的生命理性都是向西方人那种破裂对立的方式走。把数千年来古人所给我们讲的和谐调护生命之学，因而所给我们的「和谐的生命」，全部遗忘而毁弃了。然而西方人那种对立的境界实在低得很。
生命究竟是真实的，不能归化的一个基素。人间的一切，是人的生命的表现。历史是人创造的，也是生命的表现。若生命只是诗人文人口中的歌颂，或只是一片荒芜，不是学问所贯注到的，或如西方那样，凡讲生命的都是野狐禅，不是真正的学问，则人间的一切与历史，都无法得其说明，亦无由讲出一个是非善恶，以指挥并评判人间的活动与历史。所以对生命与理性的积极认识，是学问上顶重要的一个关键。司马迁说：「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。」若是人生与理性是西方学问所表现的那个样子，这两句话完全无意义，历史无从讲起。希望大家在此多用一番心思。今天只讲到这里，下次再从道德上讲意志。
1954年10月9日于台湾师范学院会议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