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大家都以自由相号召。在共党的统治下，的确是无自由的，不但知识阶级没有自由，就是共党所挟持的「人民」何尝有自由。它骚扰到生活的任何处。愚夫愚妇，甚至老太婆、儿童，它都拉来作政治斗争的工具。不听其指挥的，或对它的欺骗不感觉兴趣的，它便以极残酷的手段来加以辱戮，使人走投无路。乡间农民是没有政治偏见的。他们说政府的军队虽然不好，但有法对付，他们可以生活。但八路来了，他们无法生活。古人说网开一面，共党一面都不开，都封闭死了。真正的农民不会喜欢这一套。中国没有真正的工人，即使是真正的工人，也有他们的人性生活，何尝就一定喜欢这一套。所以周恩来会大骂上海的工人失掉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。他殊不知工人也是「人」。完全拿经济决定论的阶级观念来概括他，便是抽象的工人，不是现实的工人。若是拿这个观念来概括一切人，便都成了抽象的人，不是现实有血肉的人。共党就是喊着这个抽象的「人民」来欺骗人民，愚弄人民，辱戮人民。试想这一套，有谁能喜欢它。不过中国的人民是哑子，他们呼不出他们的苦痛，他们是在沉默中忍受或期待。知识阶级觉得这是自由问题，可以起而号召反抗。但是一般农民则呼号不出来。而其为不自由则一。
现在知识分子不能忍受这个痛苦，出来以自由相号召，作为反共的领导观念。胡适之先生说他从来只讲问题，不谈主义。现在他要讲自由主义，这是因为自由成了问题。在别的政治方式下，还有不说话的自由，在共党的统治下，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。这确是严重的问题。人生到此，还有什么值得活的。在这种辱戮窒息之下，自由真是比吃饭还重要。你们可以立刻觉出共党拿「面包」来号召，完全是一种虚妄。人们一天只须吃三餐，甚至两餐也可。但不能须臾离开空气。没有好的吃，小米窝窝头也可以充饥。共党区里杀了这么多的人，结果还只是吃窝窝头。农民连小米窝窝头也没得吃。你们问他们吃什么呢？白薯的蔓叶，是好的食品，树皮树叶已经是早已吃到了。它所号召的面包在那里？没有自由，决没有面包之可言。这种滔天罪恶，实在是人类的劫数，还说什么面包。
但是，知识分子的号召自由，常不觉到它后面的崇高根据，即本文所说的理想主义。若不能意识到它的理想主义的根据，则自由的表现常是消极而散漫的，孤僻而不识大体的，随意泛滥，流于自私而忘掉是非的大标准的。且就消极而散漫一方面说：因为自由主义的实践，从历史上看，常是对着迫切的压迫而反抗。一是实践的，二是负责的，然其本质已是落于被动的防御上。对中世纪神权的压抑讲，则是由被动而成为主动，下开近代西方文化之主潮。今日共党的狂暴本由这个主潮孕育出，来反扑这个主潮。它在精神上取得主动的地位，几取自由主义的主潮而代之。自由主义，对共党讲，已完全居于被动的地位。它在反抗中世纪的神权笼罩时，它有一段真精神，它代表一种开明的新生力量。但演变至今日，它那一段真精神，那种新生命，已经丧失了。具体化而为政治上的民主制度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。吾人现在讲自由主义，其心思已常囿于政治经济的范围内而不能自拔，沾执于政治上的民主（这自是可眷恋的），而超脱不开，委曲于经济上的资本主义（在这方面说话总有委曲），而不能理直气壮。精神，当其一具体化而为文物制度，便失掉它的新鲜性，失掉它的精神性。即在此处，共党已经占了上风。何况人们的心思又粘着于政治经济的范围内，毫不能在真理上鞭辟近里而领导群伦。言自由的心思已经陷落，僵化，如何能发出力量而成为领导人类的主流？这的确是严重的问题。今日的自由主义之号召，其大势与背景，已不是文艺复兴时代代表真精神新生命的自由主义了。自由主义的实践，在本质上，本就是被动的。徒被动不要紧，而又落在今日的大势与背景上，其不消极散漫而无力能有几何？反观共党，它已是振振有辞，理直气壮了。你讲民主，他讲新民主以欺世。你委曲于经济上的资本主义，他干脆讲共产以自鸣其为进步。所以处在政治经济的范围内，它已经不弱，而且它居于反扑的地位，它很可以自视它的共产主义为政治经济上的言论之尺度。你这一些，都是不够劲，不过瘾。在号召上，决不足以满足青年的浪漫欲望。这且不说，它还不只这政治经济的表面文章，它还有唯物史观作它的行动上的推动机，政治活动的精神原则。它的坚强而有力的组织，它的挑动人的动物性（兽性）而如疯如狂，而又自视为神性，胥由于这种理论的不平凡，在心理分析上有其很深的复杂之根之故。它以这种理论来鼓励青年，既是组织的，又是主动的，既是系统的（对应「组织的」言），又是浪漫的，你那散漫而无力的自由主义如何能抵得住？你若反过来看，非共区的人民生活，以及行动人员，你就可以感到是如何的散漫而无力，在政治斗争上，是如何的无气势，多沾执。
这还在大敌当前的时候，若在平时，你可以看到自由主义者随意泛滥，流于自私，而忘掉是非的大标准的，比比皆是。孤僻而不识大体的，亦比比皆是。中国的自由分子，本不能比英美。这不是说中国人不行，这是因为文化背景不同。随意泛滥，流于自私，固无可恕。孤僻的性格却不必尽予抹杀。社会上能容纳种种性格亦是好处。人们亦不必皆从事政治活动。但是在政治上，若流于随意泛滥，孤僻不识大体，是如何的坏。从此你可以看出，若在今日，徒以自由主义相号召是很难抵得住狂澜的。
自由，究竟是眼前用的着的口号。因为有个不自由的与之相对照。但在今日的大势与背景上，这却不够。在降伏魔力上更是不够。自由主义的实践，常处于被动而发，这不是严重的缺陷。问题只在如何能由被动而转至主动。现实上的种种因缘且不谈。只就自由主义之为领导原理方面讲。我敢断言，若顺今日之自由民主之背景而下去，自由主义永不能取得主动地位而为时代精神之主流。文艺复兴时代之自由主义，前面已说有一段真精神、新生命。但此还是表面的说法。而此真精神新生命之所以为新为真，固然由于是在启蒙时期，而最要者，是在那个时代，精神尚未具体化而为文物制度，所以始终尚能涵蕴着一个理性上的觉悟，因而亦涵蕴着一个形而上的真理之信仰。那时代的人，对着中世纪封闭于上帝的浓雾中（上帝本身不是浓雾，而教会的乌烟瘴气却形成浓雾，掩盖了上帝），呼吁着「人」的觉醒，理性的恢复。不管在正面所觉醒的「人」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所恢复的理性，究竟是什么样的理性，甚至我们还可以说，其所谓人与理性究竟是未得到它的本真的，所以下开近代的文物制度，因而孕育出共产党来。然而外部地看起来，在他们的觉醒中，究竟可以拖带出一个形而上的真理之信仰与憧憬。这种信仰与憧憬作推动机，遂开发出种种近代的文物来。因而在当时言之，这种信仰与憧憬遂可以作为时代精神之领导。人，尤其是有性情的人，不能永远处于现实的推移中而无一种超乎现实以上的觉悟。人类之可贵正在此。惟在此觉悟中所发出的，才可以推动社会，作为时代精神之领导。然而演变至今日，我们已说，已是具体化而为文物制度，精神已丧失其精神性，而人们的心思已沾执于现实的文物制度中而超拔不出来。张眼一看，全是粉红黛绿，繁华世界。有性情的人，一看便觉得是庸俗平凡，刺激麻木。共党就是从这里反动出来的。我们讲自由主义，若不能于此恢复其精神性，显然这个时代的精神是在共党那里，不在我们这里。这当然是一幕大悲剧。正以此故，我们今日讲自由主义，不能不把握它的理想主义的根据。这是提撕自由主义而恢复其精神性的一个超越原理。
这个原理的涵义：一是人性通神性以规定理性，二是实现理性的历史文化以规定民族国家。人，失掉了人性无可尊重，与禽兽无异。毛泽东口口声声说喜爱人民，但凿丧其人性。则其所谓喜爱，只是以人民为刍狗，可以愚弄而已。刍狗人者，自己亦刍狗。但人性有两方面：一是形下的气质人性，此即是生物生理的私利之性，二是形上的义理人性，此即是道德的克服私利抒发理想之性。前者无可尊重，而后者始通神性。《中庸》所谓尽人性尽物性以至参天地赞化育，就是说的这个通神性的人性。这个亦叫做普遍的理性或主动的理性。孟子所谓尽心知性知天，亦是这个通神性的人性。这个是理性主义，同时亦即是理想主义。综合言之：名曰理想主义的理性主义，或理性主义的理想主义。理想主义不尽是理性主义的，如生命哲学的浪漫情调便是非理性主义的，吾名之曰右倾的浪漫。理性主义亦不尽是理想主义的，如低级的唯物实在论，在某意义上说，亦是不反理性的，他们亦重视理智，但我们只可名之曰理智主义，而不可曰理想主义，高级的以逻辑数学为主的理性主义亦不可叫做理想主义。惟这种由道德的人性以通神性所见的理性才是理想主义的，所见的理想，才是理性主义的。惟此始可恢复自由主义之精神性。浪漫的理想主义，浅薄的理智主义，不流于庸俗，即归于恶道。皆不足以恢复自由主义之精神性。现在以英美国家为主的自由主义就是浅薄的理智主义，流于庸俗。（尼采等的右倾浪漫即归于恶道，不待言。）在此种精神下，其所谓自由的实践大半是陷溺于形下的气质人性中，故流于私利推移，刺激麻木。前说共党的残暴即由此而反动出。顺彼反动之路下去，这种人性，毁灭之亦不足惜。在彼之纯归于刍狗，吾名之曰左倾的浪漫，固是恶道之尤，比尼采希特勒都坏，然而这种刺激麻木，私利推移，亦实在令人不耐。寄语美国，勿恃富强即谓可以抵抗苏联。寄语自由主义者，勿谓发自形下的气质人性中之自由即可为领导时代之精神原则。
人性通神性的理性须要表现之于历史文化中。在此种表现中，我们见出历史文化发展的推动机，亦惟于此始见出历史文化的客观价值，始见出理性的客观有效性。若不肯定历史文化，理性只是空悬。若不肯定历史文化之表现理性或曲折宛转中之实现理性，因而获得其客观价值，则历史只是自然史，非人文史，因而亦无文化可言。民族国家是历史文化的托足地。它的形下的内容（即实际的内容）是人民与土地，而其形上的内容即本质的内容，则为历史与文化。肯定历史文化，必肯定民族国家。这两步肯定，始见出理性的崇尊性及其实践性。自由主义赖此而恢复其充分的精神性，赖此始可为推动时代抵抗疯魔的指导原理。自由是在对理性的自觉中表现。争自由是争理性的实现，不是争现实生活上的方便与舒服。共党毁灭了自由，即是毁灭了理性，因而必否定历史文化民族国家。在它手里，人类只是物质化而为洪荒的刍狗，纯粹的动物性。它拿这个齐于物的横断面来毁弃一切。这是任何既称为是人者所不能忍受的。它的人民、面包都是表面的幌子，而其根底上最凶最可恶的却是这个齐于物的横断面的思想（唯物史观）。人民面包是它的纬，唯物史观是它的经。它这个经是最凶狠的，最足以鼓动具有浪漫性的青年。因为它在人的心理深处有其极奥妙极复杂的根据。青年的出生入死，如疯如狂，都从这里发生出。关于这方面，本文不想多说。我只说，现在想发动指导原理以抗共的，却完全不在对治它那个经的方面着想，完全不想另一个经。这才是共党所私自欣幸的。须知时下人所说的自由民主，只是我们的纬。若只限于此，即是没有经的。没有经的纬织不起来。我们的经即是人性通神性之理性以及实现理性之历史文化民族国家，这是一条纵贯线。自由民主之为纬是横断面。若只止于此，则必落于齐物的横断面下而不能逃。共党的纬是横断的，它的经亦是横断的，所以它最后成全一个纯粹的动物性，齐于物的横断面。然而它终究没有经，经必须是纵贯的。所以它最后必归于毁灭。它毁灭了旁人，也毁灭了自己。假若我们的经建立不起来，抵不住它的决裂，则人类必全毁。眼前确是「生存与毁灭」的大关头。
我们提出这个经来，恢复自由主义的精神性，与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由主义稍有不同。那时的自由精神是拆中世纪那个以上帝为中心的大厦。我们现在，经过近代的发展，则是以古典的精神救住自由的精神，在中国儒家的立场上说，就是以人性通神性；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说，就是恢复宗教精神。因为在现在这个刺激麻木的繁华世界，若不稍微冷静严肃一点，自由主义决难恢复其精神性，作为推动社会，降伏疯魔的指导原理。依此而言，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由精神是浪漫的，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由精神当该是古典的，理性的，理想主义的理性的。这是真正的辩证发展所必然如此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