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会友，最近几次所讲的，都是顺着王学的路讲下来，完全是关于内圣方面的学问，并且把其中的脉络以及从何而出的毛病指点出来。大体地说，所谓心性之学，它最内部道理大致是这些。这已达到了最高峰。若再向前进，那就难了。所以在明亡以后，风气一变而为向外开，即讲外王，讲经世致用。顾炎武、黄黎洲、王船山、颜习斋、李二曲等都反空疏求致用。后来的考据亦是这个观念的变形。但是清朝三百年对于华族生命挫折太多，歪曲太大，始终未能开得出来，结果只能变成考据。到了民国，讲科学，还是致用，和清时的考据是同一条道路。可是依旧是没有用。这种向外开的事功之所以出不来，最大的毛病，即在其基本精神和本源之学的精神是对立的，因为文化之源生命之源价值之源必须贯通，才能开得出来。
今天我从历史上纵贯地把中国文化的重要观念讲一讲，即讲儒家学问三期的发展。使大家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大体的了解。这三期是大的分期，小的分期不讲。㈠第一期，由春秋战国的孔子、孟子、荀子到汉董仲舒造成汉大帝国；㈡第二期，宋明理学；㈢第三期，现在。我们从辩证的发展看，这第三期是综和的形态，是正反合的「合」，是以正消融反的谐和。这种谐和与原始的谐和，形态虽一样，但内容不同。它是再度的谐和，有极高的价值，有空前的成就。如此看来，是必然的来临，是天造地设的非来不可。这即是中华民族的前途。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历史，是自黄帝到东汉的二千多年，这一段时间最精彩。因其生命与文化合一（中国通常讲历史都重汉后二千多年）。西人称中国文化在汉前才有文化生命，汉后只有「存在」（existence），不是「实在」（reality）。真正的生命在汉后已枯，所以后二千年的历史，只是一治一乱的重复。（这问题，西人最注意，我们反不注意。）这一治一乱的历史，是非历史的历史，它是无发展的，只有空间相，无时间相；有空架子，无进步，无论在文学上、艺术上、哲学上、科学上，都见不到什么新的成就。假定说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到满清止已亡了，则西人此说还可以说，但是我们还是存在的，则我们的历史之前后两头都是敞开的，民族生命并没有真枯，还是活生生的，所以我们的看法，则和西人的看法不同，却把这后二千多年的历史看活了，认为这是大过渡时期，正如长江之水经过三峡一样，内在于三峡时，弯弯曲曲，来回重复，但一出三峡，则万马奔腾，坦途万里。所以中华民族是大器晚成。我们再看中华民族今天能受得了共产党的大手术，即表示其将来绝对有办法。这是大开大合。我们为什么说这后二千多年是大过渡呢？我们知道从汉到魏晋南北朝，这是纯过渡。隋唐之民族生命强，但不与文化生命合一。表面上虽以周孔之教建国，但只是外部文教，只是典章制度，而精神生活、观念意识，则是佛教。（韩愈虽辟佛，并不行。）再在文学上，只有诗，并不能代表理性。（朱熹即看不起唐，认为唐室之家世不纯，因为唐太宗之母，为胡人。）而汉朝则是服从理性原则，其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是合一的。唐在学术上只是佛、是诗。诗是代表感情、生命、才华，所以唐代服从生命原则，不服从理性原则。及至宋朝，文化生命归根复命，但其民族生命弱，还是配不起来，而且在学问上偏于内圣，它是分解的偏，而不是构造的综合。它的内圣之偏，是要保持「正」（对「反」）。这时对于过去原始的综合和构造的全体，予以解剖提鍊，将「本」显露，即将极内在的原理透出来，亦即呼唤生命而将「主体」透露出来，这主体即自尧舜以来文化生命最本源的地方。所谓「反」，也是一定的。「反」即「客体」。一定要将主体之光贯彻到客体上去，才能有构造，宋则不然。所以唐宋这两个朝代，各有特质：唐是身力强，宋是心力强，但都不如汉，汉是身力心力皆强。从唐宋之皆有所偏，即可看出这段时期是过渡。明是汉之具体而微，其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合一，都强，可以说是很好的时代，似乎是一建构的时期，但它比不过汉，它的三百年非常奇特，其历史非常难讲。它出王学，王学极不平凡。其奇特如佛教之出禅宗。禅宗之特色是从混沌中见规矩。王学仍守理性，宗孔孟，这是大聪明。明之所以有此奇特，须看朱元璋。我们要了解唐、宋、明，首须了解李世民、赵匡胤、朱元璋这三个人物。（了解以前的历史，对每一时代的人物不能不注意，这不是说崇拜英雄，而是说在其权威之下，日子久了，一切都要受其影响。）朱元璋之生命，不顺适调畅，心理变态，杀人很多。三百年整个是乖戾、不平常，当明亡时，虽贩夫走卒，亦能殉国，这很不容易。即以崇祯而论，亦不平凡，其生命亦不顺适调畅。所以明朝这一时代，虽是文化生命与民族生命合一，然从学术政治上说，其形态仍是以前者之继续。故对于我们所向往的而言，仍可说是非建构的，也是过渡。到了现在讲外王，则当是综和的。第一期是原始的综和，第二期宋明理学是正反对立，现在是再度综和。在此再度谐和之下，是消融「对立」而成建构的「合」。如此科学、民主才会出来。我们今天必须反省一下，究竟什么是主体？切不可混杂不清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