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仁、智、圣遥遥地与「性与天道」相契合，含有两种的意义：
一、超越的遥契。这方面的含义可从《论语》中孔子的几句话看出：
1．子曰：「莫我知也夫！」子贡曰：「何为其莫知子也？」子曰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？」
2．五十而知天命。
3．畏天命
孔子所说的「莫我知也夫！」是意味深长的慨叹，所以它引起子贡的发问。然而，孔子并不作正面的直接答复，而把子贡的问题撇开，从另一方面间接地答复。孔子认为不应怨天尤人，即是不应把痛苦与罪过的责任推卸到自身以外，而应努力不懈地做自身的「下学」的践仁功夫，以期「上达」的效果。「上达」什么呢？显然是天命、天道。「上达」就是古语「上达天德」的意思。天德、天命、天道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。所谓「下学」的学，即是孔子所说的「学而时习之」的学。虽然这种「学」与追求专门知识的「学」，都是从累积经验开始做去，但是它们有本质上的差别：追求专门知识的「学」，是以成专家为目的，并无德性修养的意味；「下学而上达」的「学」，当然亦须从日常生活的实际经验着手，可是它以上达天德为最终目标。用现代化的语言来解释，它的作用是把知识消化于生命，转化为生命所具有的德性。因此，「下学」的材料极为广泛，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类通通要学，只是在学习期间，没有成为某方面专家的企图，心中念念不忘便是怎么转化经验知识为内在的德性，简单地说，就是怎样转智为德。然而，这转化不是容易得来的，它必须通过内心的觉悟，因此古人之训释「学」为「觉」极有意义。「觉」等于德性之开启或悟发，当然不是凭空地开启，而是从经验知识的获得开始。
孔子认为从下学可以上达，那就是说：只须努力践仁，人便可遥契天道，即是使自己的生命与天的生命相契接，所以孔子作出「知我者其天乎」感叹。「知我其天」表示如果人能由践仁而喻解天道的时候，天反过来亦喻解人，此时天人的生命互相感通，而致产生相当程度的互相了解。这样的契接方式，我们可以名之为「默契」。正如宗教上的「灵修」或者「培灵」的功夫，也是冀求天人的感通应接，例如耶教亦有这样的义理：如你能与上帝感通，那末上帝的灵，自然降临到你的身上。而在感通的过程中，你与上帝就可以互相喻解了。儒教中的天人感通，也只是一个精神生活上的境界。这境界的获得，当然是谈何容易。世人皆知人与人之间的真正感通已甚难能可贵。古语有云：「人生得一知己，可以无憾」。可见人间的互相感通已极可珍视。人生数十年，常苦未得一知己。人与人都如此，人与天的感通更难。孔子的下学上达，便是希冀与天成为知己。
知天当然不易，所以孔子的生命，经过一番践仁的功夫，直到五十岁才敢说「知天命」。人当盛年，往往由于生命力发展已趋高峰，而表露出惊人的英雄气慨、壮志豪情。然而到行年五十之时，原始生命的高潮已过，英雄气概与壮志豪情便一一收敛而趋向恬淡的思维。孔子行年五十，由于不断的践仁，生命更精纯了，思想更精微了，德性人格向上发展了，人生境界亦向上提高了，因此他敢说「五十而知天命」。在孔子，五十是德性人格一大转进的年龄，是与天相知的年龄。
然而，这种与超越者的相知，绝不是经验知识（empirical knowledge）或者科学知识（scientific knowledge）的知，这样的知愈丰富，人便愈自豪，愈缺乏对超越者的敬畏。但是知天的知，必然引生敬畏的意识，敬畏是宗教意识。天道高高在上，人只能遥遥地与它相契接，又怎能没有敬畏呢？故此敬畏的意识是从遥契而来的。从知天而至畏天命，表示仁者的生命与超越者的关系。但是在此我们先要了解的，就是暂时不要把天命、天道了解为「形而上的实体」（metaphysical reality），尽管在儒家思想中天命、天道确有「形上实体」的含义。在前第四讲里，我们知此含义从古就有。我们可从《诗》「唯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」、《易》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」，以及刘康公所谓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」，就可看出。后来宋儒则把此义概括为「天命流行」。把天命、天道说成形而上的实体，或「天命流行之体」，这是了解儒家的「天」的一个方式。但是孔子所说的「知我其天」，「知天命」与「畏天命」的天，都不必只是形上实体的意义。因为孔子的生命与超越者的遥契关系实比较近乎宗教意识。孔子在他与天遥契的精神境界中，不但没有把天拉下来，而且把天推远一点。在其自己生命中可与天遥契，但是天仍然保持它的超越性，高高在上而为人所敬畏。因此，孔子所说的天比较含有宗教上「人格神」（personal God）的意味。而因宗教意识属于超越意识，我们可以称这种遥契为「超越的」（transcendent）遥契。否则，「知我其天」等话是无法解释的。我们可以说，在孔子的践仁过程中，其所遥契的天实可有两种意义。从理上说，它是形上的实体。从情上说，它是人格神。而孔子的超越遥契，则似乎偏重后者。这是圣者所必然有的情绪。与这种遥契相对照的，是：
二、「内在的」（immanent）遥契。「超越的」与「内在的」是相反字，顾名思义，可知内在的遥契，不是把天命、天道推远，而是一方把它收进来作为自己的性，一方又把它转化而为形上的实体。这种思想，是自然地发展而来的，主要表现于《中庸》的几段：
1．唯天下之至诚，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肫肫其仁，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。苟不固聪明圣智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
可见《中庸》把天命、天道，转从其化育的作用处了解。首先，《中庸》对于「至诚」之人作了一个生动美妙的描绘。「肫肫」是诚恳笃实之貌。至诚的人有诚意（sincerity）有「肫肫」的样子，便可有如渊的深度，而且有深度才可有广度。如此，天下至诚者的生命，外表看来既是诚笃，而且有如渊之深的深度，有如天浩大的广度。生命如此诚笃深广，自可与天打成一片，洋然无间了。如果生命不能保持聪明圣智，而上达天德的境界，又岂能与天打成一片，从而了解天道化育的道理呢？当然，能够至诚以上达天德，便是圣人了。由此可明：孔子对天的超越遥契，是比较富有宗教意味的；而发展至《中庸》，讲内在的遥契，消除了宗教意味，而透显了浓烈的哲学意味。超越的遥契是严肃的、浑沌的、神圣的宗教意味，而内在的遥契则是亲切的、明朗的哲学意味。让我们再看另一段：
2．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也：其为物不贰，则其生物不测。
可以尽天道的一言便是「其为物不贰，则其生物不测。」「为物不贰」指出天道精纯不杂的本质，正因为精纯，故又是精诚。正因为精诚深奥，所以它「生物不测」。可见《中庸》从「生物不测」的生化原则来了解天道。《中庸》又云：
3．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；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
「天下至诚」的人可尽己、尽人、尽物的性，因而可以参赞天地的化育。由于天地的本质就是生长化育，当人参天地而为三的时候，便已等于参与（participate）并且赞助（patronize）天地的化育了。人生于地之上、天之下，参入天地之间，形成一个「三极」的结构。三者同以化育为作用，所以天地人可谓「三位一体」（trinity）。三位之中，本来只有天地二极以生化为本质，可是人的「精诚」所至，可以不断地向外感通，造成一条连绵不断的感通流，流到什么就可尽什么的性，感通的最后就是与天地相契接，与天地打成一片。这种契接的方式显然不是超越的，而是内在的。然而，天下的至诚只是绝无仅有的圣人，次于圣人的贤人唯有「致曲」。《中庸》接着上引一段而说：
4．其次致曲。曲能有诚，诚则形，形则著，著则明，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；唯天下至诚为能化。
圣人之下的贤人，生命未臻精纯，因此须要自其一偏（曲）而推极（致），以至于「诚」的境界。由诚而有明、著、形、动、变、化的六个步骤。这全部过程以「化」为终极。诚者的生命健行不息，能够如天地一样起着化育的作用。由此段话，亦可见天命流行是何等的「於穆不已」。但是人虽能致曲有诚，人究竟不如天，所以《中庸》又说：
5．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
《中庸》视「诚」为天之道，即自然而然之道，自然是诚体流行。而「诚之」的修养功夫，则是「人之道」，即由「诚之」之工夫以求恢复天所赋予自己的「诚」的本体或本性。由此可见：《中庸》的「诚」实与孔子的「仁」相合（identical）。「诚」可被视为天道。「仁」有「肫肫」、「渊渊」、「浩浩」的特性，它的感通与扩充当然无穷无尽，它的参赞化育的作用亦无穷无尽，故此孔子的「仁」亦可被视为天道，人可从诚或仁去了解天道。至此，传统思想中高高在上的天道，经过《中庸》的发展，而致完全可被人通过仁与诚去体会、去领悟。如是，天、天道、天命的「内容的意义」可以完全由仁与诚的意义去证实它为一「生化原则」，因此可以说为「天命流行之体」。这种印证的了解，我们叫它是「内容的了解」（intensional understanding）。不作内容的了解，天命、天道对人只有如雾里的香花，人只知其为香，而永远看它不清楚。这里，我们可以把《中庸》以前儒家思想中一系列的重要概念，加以最具概括性的总结。我们不妨把它们写成一串恒等式：
天命、天道（《诗》、《书》等古籍）＝仁（论语）＝诚（中庸）＝创造性自己（creativity itself）=一个创造原理（principle of creativity）＝一个生化原理（创造原理的旧名词，就是生化原理）。
对这恒等式最重要的说明，就是：天命、天道的传统观念，发展至《中庸》，已转为「形而上的实体」一义。
以上说明了两种似乎相反的遥契方式。我们自然要问：究意这两种方式，是否含有不可统一的矛盾冲突？很容易看出，它们并无冲突。由超越的遥契发展为内在的遥契，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进程。前者把天道推远一点，以保存天道的超越性；后者把天道拉进人心，使之「内在化」（innerize），不再为敬畏的对象，而转化为一形而上的实体。这两种遥契的产生先后次序与其过渡，都十分容易了解。因为人类最先对于高高在上，深奥不测的天必然引发人类对它的敬畏；然而日子久了，人类对天的了解渐深：假如在天灾深重的地区（犹太是典型），人不得不深化（deepen）了对天的敬畏，特别是「畏」惧，而致产生恐怖意识，结果凝铸出一个至高无上的天帝God，宗教由此而出。假如在天灾不致过份深重，农作足以养生的地区（中国是典型），人类往往能够以农作的四时循环，以及植物的生生不息，体悟出天地创生化育的妙理。首先对这妙理欣赏和感恩，冲淡了对天的敬畏观念，然后，主体方面的欣赏和感恩，经年累月地在世世代代的人心中不断向上跃动，不断勇敢化，而致肯定主体性，产生与天和好（conciliate）与互解（mutually understand）的要求；而且，不以相好相知为满足，更进一步，不再要求向上攀援天道，反而要求把天道拉下来，收进自己的内心，使天道内在化为自己的德性，把人的地位，通过参天地而为三的过程，而与天地并列而为三位一体，换句话说：把天地的地位由上司、君王拉落而为同工、僚属。至此，天道的严肃庄重的宗教意味转为亲切明白的哲学意味。所以，天命、天道观念发展的归宿，必为与主体意义的「诚」、「仁」两个观念同一化（identification）。
超越的遥契着重客体性（objectivity），内在的遥契则重主体性（subjectivity）。由客观性的着重过渡到主体性的着重，是人对天和合了解的一个大转进。而且，经此一转进，主体性与客观性取得一个「真实的统一」（real unification），成为一个「真实的统一体」（real unity）。此种统一，不是儒教所独有，耶教亦有相似的发展过程。上帝，至耶教之时，便通过其独生子——耶稣的生命，来彻尽上帝的全幅意义。人通过耶稣的生命得与上帝感通，就是一种超越的遥契。宗教着重超越的遥契，但是如了解超越者，人又不得不重视主体性。站在「人」的立场看来，仁者的生命便是主体性，如孔子、如耶稣；天命、天道或上帝便代表客观性。如从「理」的方面了解，不从「人」的方面了解，那末诚与仁都是主体性。在西方，亚里士多德的心灵所酝酿出来的「上帝」，只是纯理性（pure reason）方面的「纯思」（pure thought）或者「纯型」（pure form），丝毫没有感情的贯注，因而只是无情的哲思而非能安顿人心的宗教。直至耶教产生，倚靠耶稣的代表主体性，而显得亲切近人，上十字架洒宝血更能透射出震憾人心的如火亲情。然而，耶教始终为重客体性的宗教。孔子未使他的思想成为耶教式的宗教，完全由于他对主体性仁、智、圣的重视。这是了解中国思想特质的最大窍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