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会友，上次讲自然与文化对立。倾向自然，其背后的精神，是量的精神。质的世界是价值世界。就其客观化日久生弊而言，量的精神之转出，确是一步解放。然而从十九、二十世纪（从中国说，这三、四十年）以来，倾向自然的兴趣太浓，成为反人文的现象，一切标准都没有了，大家把观念、理想，即现实中的真理性一概抹杀，这又成一个堕落。必须重新活转，开辟一个新的质的世界。上次讲的是从外部来了解人文世界、价值世界，今天再从内部来讲。
质的世界是价值世界，它的根源在于道德心性。这里逼迫着我们必然要谈心性。大家不要再学着流俗一样来讥讽谈心性。过去有人讥讽理学家说：「无事袖手谈心性，临难一死报君王。」好像理学家只能空谈心性，毫无用处。须知谈心性，正是开辟价值之源。心性是人文世界的总根源。心性之学，在过去发展至王阳明已到精微之境。所以我们现在愿就王学一说。由于中国王学发展的结果，成为狂禅（日本人称为枯禅），因此大家对王学发生怀疑。似乎只能空谈心性，而无实际事功可说。日本接受王学，发展成事功，以王学来开国维新（如吉田松阴、西乡隆盛、伊藤博文等，均得王学事功的一面，有助于国家）。所以王学本有两面，其本体的一面，即是心的灵明；另一面是行动，可以成事功。在中国发展成为狂禅，这是由于中国王学表现得不好。其故安在？在这里，我要大体说说。中国在事功的精神上本是欠缺的。（中国人有道德精神与艺术精神，而缺乏事功精神。）儒家讲内圣外王，内圣讲得非常透，但外王却始终不够，亦即是事功精神不够。中国从墨子起即讲事功，后来法家亦讲事功（实则法家亦不代表事功）。南宋的浙东学派很注重事功，明末王船山、顾亭林，以及颜习斋等皆反王学、讲事功。乾嘉以后的考据，亦是要求事功的变形。民国以来，如胡适之等，重科学方法，科学精神亦是要求事功的。但是从墨子到胡适之，始终没有表现事功。这是由于中国文化中客观精神不曾出现，故事功出不来。（我很想把这道理加以说明，专文论之。但始终没有写成。）所以从中国历史看，客观精神不出现，不能讲事功。要求事功是一回事，事功精神又是一回事。王学发展成狂禅，不表现事功，其缘故正可得而言。
心性之学中所讲的心性，不是从普通习惯生活的心性说。比如说，此人品性很好，很能遵守社会规矩。这只能说此人能遵守现实风俗习惯，而表现为个人的好行为；不是理学家所讲的道德心性。道德心性亦不是一般人习气生活中的良心，只是说从道德心性，可以有良心这个概念，并不是良心即是道德心性或良知。理学家讲心性，是要从现实人生冲破束缚来讲觉悟，大彻大悟，和宗教家讲重生一样，即从父母给予的自然生命，重新表现，作再度的和谐。父母给予我一个生命，自己从彻底的冲破中，找到另一个生命。即如师生间以慧命相承续，师长给我另一个生命。把牵连在现实中的生命，激荡一下，把纠缠的杂染完全剖剥掉，透出真正的「我」来，如海底涌红轮，成为重生，成为再度和谐，如此，才能讲理学家的心性之学。这里牵涉到觉悟问题，即如何从混沌不分的自然生命中冲出来，透现道德心灵。在现实中，生命是混沌的。从混沌中提炼出真实的生命，即透现道德心性，这是价值、理想的总根源。（价值、理想不从未来看，从道德心性的根源上发。）中国的理学家都如此，而王阳明更收到一点（即良知）上，再从这一点指点出来。这是生命的一个大扭转、大觉悟，如是才能翻上来。
王阳明起初泛滥于词章，后来觉得词章艺能不足以通大道。于是转过来读朱子的书，循朱子格物的路子走，今日格一物，明日格一物，毫无结果，因叹做圣人是不容易的。因朱子的即物穷理，理在外、心在内，吾心与物理，始终判而为二，始终不能合一。因知外物是外物，吾心是吾心，尽管对外物之理了解甚多，亦与做圣人无关。失望颇久，又转而学习佛老之学，遂有遗世入山之意。后筑室阳明洞，行导引术，成为先知，又知此是簸弄精神，并非大道。遂悟佛老之非，尽弃所学。经几度变故，在贬谪龙场的大打击中，正如孟子所说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得失荣辱完全忘去，只有生死一念尚觉未化，但亦发誓俟命而已。一切放下，一放百放，在现实中一无所有，把包袱完全摔掉，故能海底涌红轮，而揭示良知的学问。据年谱记载，忽于中夜寤寐中，若有人语之者，不觉呼跃，惊动从人。这不是什么神秘，而是事实，因其能彻底翻腾，始能大彻大悟，对于《大学》致知格物之本意，一悟到底，一透到顶，无人我之分，亦无物我之限，一透即成盖天盖地，即把握其普遍性。在这盖天盖地的普遍性里，心与理合而为一。
良知是从心的整体上说。表现心的一面，须从虚灵明觉处了解；其另一面须从天理的意义了解。天理是非常重要的，王阳明讲良知，总要带上天理二字。程明道说：「吾学虽有受授，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。」我国过去讲天秩、天序、天命、天伦、天讨等，都是天理，都是道德的意义的。故良知之天理是道德的，不在对外物知识的多寡；而是在于道德心灵的彻悟。王阳明悟出良知，指点良知天理，不只在于心的虚灵明觉（佛老的心，亦有虚灵明觉的意义，但无天理，不能与儒家的并讲）。除虚灵明觉以外，还有天理的一面。良知指点心的虚灵明觉，必须带上天理，即天理亦在心的虚灵明觉中透，在心的虚灵明觉中表现出来。故良知一面表心的灵明；一面表天理。
王学是心学，心即理，故亦为理学，其要点在于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，然后事事物物皆得其正。然而在中国，王学的发展，何以会成狂禅？成为空谈心性？这在他的弟子应该负责的。王门弟子如王龙溪，只把握良知灵明的一面，未把握其天理的一面。（灵明是圆的、虚的，理是方的、实的。）黄宗羲批评王龙溪说：「任一点虚灵知觉之气，纵横自在，头头明显，不离着于一处，几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堑也哉？」确是很恰当的。撇开天理，专讲灵明，与佛老讲心无异，一切玄谈均由此出。因此，他们不如程朱，亦不如陆王，因为程朱虽于心讲的不甚透，然把握天理很紧。陆王（尤其是王）两方面同时把握，成为心理合一。然王龙溪则未免荡越。至于泰州学派的王艮，是一个怪人，听到阳明在江西讲学，以布衣冠见，第一次以客礼自居，第二次居右，第三次始执弟子礼。见过几次以后，始自认「简易直截，艮不及也」。从此以后，其教学亦重简易，重直接指点。以活泼、快乐与自然三个观念为讲学宗旨，即以全体放下、日用平常，为指点的方法。这与禅宗的指点方法很相像了。这不能说完全错误，因为活泼，快乐与自然是从现实的牵连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第一步工夫，亦即代表第一阶段的浪漫精神。人须能从理实的牵连束缚中解放出来，才能大觉悟、大洒脱。但这只是一种否定精神。它的好处仅在去掉一切纠葛，使本身空无所有；而只循这种精神下去，对天理这一面无积极的把握，成为儒、佛混流，即不能积极地开出人文世界，只能成为空灵的玄谈，和魏晋人清谈一样。
本来这些有热情、有侠气、有浪漫精神的人物，是可以做大事的。戏剧性的精神与散文的精神都可作事。而泰州门下颜山农一派即富于这种戏剧性的精神。然而他们只能成狂禅，未能成事功。这从王学本身讲，他们只把握了灵明一面，未把握天理一面；只把握了洒脱一面，未把握洒脱以后积极建构一面。从历史文化方面说，在中国儒家思想的发展中本不甚能表现客观精神与超越精神，而社会形态亦不甚能形成客观问题与客观理想。所以泰州学派的戏剧性的精神亦不能表现事功，而只能成为狂禅。
现在我们必须把握住两点：第一、冲破现实的纠葛和牵连，从生命的本身来一个大翻转，从海底涌出红轮。这是说觉悟；第二、把握时代使命，由客观问题形成客观理想。这是说事业。欲了解道德心性，不能光注意灵明的一面，必须带上天理。因为这是积极建构精神之所本，而人文世界的开出，亦从这里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