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会友，上次讲怀悌海之学的大体形态，一是美学的，一是理智的，其主要精神实不外此二面。而其学之底子是物理学、数学、生物学，此表示其学之形态缺乏道德的成分（学术系统大体不出道德、美学、理智三面）。故其讲文化总不透。
理智与美学的成分实到处表现：如从生活情调与人品上讲，魏晋人即表现美学的与理智的形态，即两汉人物如张良、郭林宗等皆属此类型。从学术上讲，道家与禅宗皆显极高之智，而其到达最高境界时，亦即是美学的。在西方希腊文化之情调也彰显美学与理智两面，而道德则不显。吾人可在希腊人之思想系统中看出智的成分重，而到最后即总带上美学的成分。希腊哲人特注重几何形式与数学秩序，是首先把握智，再提高上升即生出一美的欣趣在其思想生命背后鼓荡。希腊文化传统虽未必能直接产生近代科学，但产生科学之最根本的精神却是希腊的。而今天中国人了解科学，却不从形式（逻辑、数学、几何皆是形式的）一面去了解，而是透过杜威辈的实用主义从实质的功用一面去了解。此实甚卑陋。在西方近代哲人中最能了解希腊科学之大传统的是怀悌海，他确能将希腊科学的高贵之灵魂透出来，怀氏实是一能继承希腊科学精神者（真正大科学家如牛顿、爱因斯坦也能保持西方科学传统的高贵性纯洁性，而不受时代精神之影响）。近代科学精神则是无限的追求、无限的扩张、无限的征服，无限则不圆满不整齐，是数学的无限拉长线，故近代科学精神是一量的精神。而希腊人则喜讲有限，有限是圆满整齐。如几何即有形式之美，其图形也圆满整齐，所以希腊人的基本灵魂是理智的美学的。〔在某方面讲，共产党的基本灵魂亦是美学的理智的，它代表量的精神。量的精神对质的世界（人文世界）发生流弊时也表示一步解放，美有质的美，也有量的美，在共产党的生命里实有一量的美的欣趣在鼓荡。质的趣味是色相，色相可以是坏，共产党之要打掉它，而返于原始之粗犷，割断一切求大洒脱，自也表示一量的美之欣赏，而其机诈谋略与冷静，也是智（虽是穿凿之智）。萧伯纳尝说：世间的文字除电信号码外，皆有秽亵的成分。此实是聪明人之言，盖一切文字总有人之情感心意质的成分渗于其中。故若不雅驯，即是不干净。最干净的，只有数目号码了。而号码是纯量的。共产党之反人文，盖也有故。而共党之魔不易克服即在此等处。要克服它，先须自己打扫干净，在道德上超过它才行。〕
美学与理智二成分，在中国则历来无恰当之表现。魏晋人的风流潇洒固表现生活情调之美，但实是不健康的。道家佛家对人生甚冷，缺少道德感，故儒家以异端辟之。唐君毅先生有一篇论科学的限制之文章，即曾提到「智」在中国未能恰当表现。（其恰当之表现应在逻辑数学科学）。智既无用武之地，乃内收转而用于人事上，故体会人情之深无如中国人者，而其坏处，即表现于人与人间之勾心斗角，其机诈阴谋用于政治上，即依附于道、佛。故历代打天下者，其阴暗一面总为和尚道士，其阳刚一面则为立法制度辅政安民之儒者。儒家之所以为正统，即在其能提出「道德」以做主。皇帝伸大义于天下，固不能一味阴暗也。但中国人之智总无用武之地，不得其所，智必用于逻辑数学科学，方是正用。故从学术上说，智之最恰当之表现是在希腊之大传统（吾人称其为学统，儒家代表道统。在西方，耶教为道统）。智必求有正确之用处，否则两眼看人，尔诈我虞，必滋生骚扰。故人最好能相忘。所谓「鱼相忘于江湖，人相忘于道术」。相忘即是彼此放心，能放心即能相安而可无为而治。
是以科学之可贵，即在其使人之智有正用，有挂搭处，而能造出成果。故了解科学产生科学，须有高贵之灵魂。西方哲学家大体皆能把握此一点，而以怀悌海为最好。因其学问系统正表现理智的与美学的，但「学统」只是人文世界之一部门一成分，而非全部。综起来讲历史文化，即须逼出道德意识。道德意识不够，即不能讲历史文化，也不能有历史意识文化意识。爱因斯坦说：「亚力山大可以不知，而牛顿三定律则不可不知。」盖科学面向自然，求永恒之律则，以满足人理智之追求，而又远于人事，为非人文的，故比较洒脱干净而单纯。而历史则是具体的、实际的、变化的、又是人事的，此非科学家之所喜。故讲逻辑数学之人，大体皆不能讲历史文化，历史文化是人类奋斗创造的，故不知艰难困苦，即无道德意识，因而不能讲历史文化。现在之历史学者徒知发掘史料考据史事，不承认历史法则历史精神。他们不但毫无道德意识，且无理智的美学的趣味，实干枯之至。故此种人最卑陋乏味。（以前张君劢先生尝言阎若璩虽为一代朴学大师，然其人最庸俗卑陋，毫无趣味，人之不可久与死材料为伍，此可想见。）科学虽也研究无生命之原子，但原子之动则形成一神秘的宇宙。此宇宙之奥秘，又可由数学公式表现出来，即原子电子能服从数学公式，故物理学派到最后是机械主义，而数学派到最后则是神秘主义。量子论的小宇宙的物理学与相对论的大宇宙的物理学，就靠数学公式而通在一起。故科学的最根本之精神是理智的美学的，怀悌海之学最能表现之。唯要讲文化问题则必须道德意识强，然后才有历史意识文化意识。怀氏讲文化是从科学方面讲，此相应西方之历史社会固亦可以讲，但总不透。而近人介绍西方文化历史学者最推崇汤恩比，而大骂斯宾格勒，此实表示中国人思想智慧之贫乏。汤氏与斯氏实有小巫大巫之别。近人之智慧不及，遂见小巫而不识大巫矣。
顾亭林当年最推崇朱子，朱子在美的欣趣、道德的意识、理智的兴趣三面皆甚强，其学问最踏实，一字一句皆往复宛转体会，其具体的解悟力实极高。然朱子之门庭不开，无大弟子，盖其学自我开之，自我封之。他留给弟子后学的只剩下训诂一面。故结果皆落在知解的智上，不能光大其学。此其缘故，一是朱子之道德意识太强，一心严防圣学流入异端。以其戒心太重，遂无形中对弟子多所挫折。一是象山对朱子之影响甚深，他总以象山近禅而反对之（此也是其认真处），但又不能化之，即不能超过之，实则，要提高道德意识，必如象山般讲才行。故朱子也谓「子静门人，皆有气象可观」，人之表现美学、理智、道德此三面，须看各人之气质与根器，人总要立志，要企望高处。西方人大体表现美学与理智二面，而道德一面即不够。如罗素即如此。近人于道德一面最为薄弱，但皆能有所成，即因「智」有正用之故。要讲历史文化固必靠道德意识，但纯是道德意识强也不能讲历史文化，如朱子道德意识即太强，故其《通鑑纲目》无趣味，人不乐读。道德判断是当下的，不能脱离道德主体，因每一事总要有人负责，但历史是一条流，是通变，过于严紧苛责，总不行。然而本源抓不住，也不能讲历史，故朱子责浙东学派为枉尺直寻。是必以孟子为迂阔，而苏秦、张仪则果然大丈夫也。古代贤哲中唯王船山能讲历史文化，其《读通鑑论》、《宋论》诸书，皆不失义理之正，而成为中国论史者之绝响。即因其道德意识强，而于道德与历史文化之具体解悟力亦极高之故。
以上所讲，乃是一些法眼，可用以批判自己，衡量人物，以各还其所当。我了解这些很早，求学时即有影子在心目中，那时我觉得北大清华一辈人皆甚聪明，但经过几次世变，即见出他们根本无道德意识。我们之对他们有所责备，即是对时代而说话。我们生命意识里何以有此道德意识之根，此固是各人之生命气质与根器问题。大体农家子弟这一面总较强，所谓「朴实」即是一道德意识，故曰：「刚毅木讷近仁。」而世家子弟与都市中人则皆有理智与美学之欣趣，故伶俐风雅，巧言令色。而其道德则皆是习惯的，是伪道德。非真正从内在意识发。共产党最鄙视此种人。我们反共必须刚拔正大，承继正统，共产党最能重视正统，认识正统；但正统与它针锋相对，它怕正统，故要大力反对正统。时下人也天天反正统，正好为共党铺路。我们友会所讲即是对着共党魔道与灰色的时风而说话，能通时代问题，即能接得上正统学问。二年来我讲的这些话真如象山所说是从天而降，自肺肝中流出，故诸位要立志，志气非常重要，人不可自限，任何限制不能约束我们。今天是共产党占上风，而拨乱返正，则责在吾人，今后之思想主流必从我们这里开始，是须大家轩昂奋发，承担责任。
下次起我们将讲明怀悌海自然哲学中之一些重要观念，供大家对此一在西方代表地道（希腊哲学到德国之理想主义之大传统代表天道，存在主义之学代表人道一面）之学问，增加一番了解。